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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剧票界文化论文集-浙江杭州美院教授票友戈宝栋
发表时间:2015-12-28   浏览次数:44次

京剧票界文化论文集-票友的历史变迁

浙江杭州美院教授票友戈宝栋



  “票友”一词的产生,源于满清入关后的八旗子弟。在徽班进京之前就已经有了。而京剧票友的产生,从京剧由徽班成为京剧的开始便有。那是八旗子弟才有这种资格,平民汉人是不能加入其票房而成为票友的。但是,非王公**的平民中爱好京剧的人还是有的。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名正言顺的“票友”,实际上,成为现在称为“票友”含意的群体,也已经产生了。光绪年间,孙菊仙已经是票友下海并且成了名角。张伯驹在《红毹纪梦诗》中说:“孙(菊仙)声如洪钟,一句唱后,欲落梁尘。”孙天津人,是以天津好戏剧者以“老乡亲”称之。但孙得此名号亦有原因,因孙曾去烟台演戏,烟台有票友帮,势力甚大,凡演员去烟台演戏,必须先去票房拜客送礼,演出始能顺利;否则,或终场无一好声,或票友手提一灯,将灯点着,出场而去,后之观众,亦随之而去,至空场停演。孙至烟台,对票房疏于礼节,首场演出《空城计》,自出场至城楼,台下无一好声,孙唱至末句“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”,孙改为“我面前只可惜对牛弹琴”,台下大哗,即令其停演,在台上磕头赔礼。时烟台亦有天津帮,乃天津人在此地经商任职者,亦在观戏,乃起而抗言,谓孙改唱戏词,固为非礼,但孙为天津人,是我们老乡亲,而票房对其演戏,自始至终,无一好声,就是渺视我们天津人。可于明日找一地方说礼,武打文打,概所不计。此时已成僵局,乃另有观戏者,出面调停,认两方各失礼,次日由孙重演《空城计》,两方言归于好。次日孙演出《空城计》,自出场至终场好声不绝。此后孙演戏,即将孙菊仙名易为“老乡亲”。这段文字,可以看到,在那时,没有官家身份的草根“票友”,已经成为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群体,而且已经享有“票友”称号了。此后,所有业余的京剧爱好者均以“票友”相称。


  到了**时期,票友的成分大多是上层人物或有闲阶层。普通平头百姓比例比较少。因为看戏的票价比较贵,能够看一场戏好比参加了某种庆典,实在难得。到留声机普及后,票友的队伍扩大了,涌现出一批“留学生”(跟留声机学唱的人)。可是当时又处于内乱及抗战时期,国内局势很不稳定,一部分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,忧国忧民。他们热衷于“实业救国”,看不起游手好闲的票友。而且这些进步人士,多数主张改革,看不起守旧的“陈词滥调”。所以,票友实际上被视为不务正业的混混。正人君子都以“卑视”的目光投向当时的票友。


  “文革”时期,全国人民一齐看样板戏,一起唱样板戏。因为大家都是票友,没有什么区别,也无所谓票友不票友了。


  改革开放后,传统剧目大量恢复演出,老票友和新票友汇合一起,票友队伍壮大了。又有一批青少年加入,可以说,现在成为我国历史上京剧票友最壮大的时候,活动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繁荣,可是京剧的专业队伍却陷入不景气的境地。不久前,京剧艺术又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评为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殊荣。京剧需要振兴,专业队伍要生存,为票房价值(此票房不同于票友组织的“票房”,乃是指“上座率”)而犯愁。而票友另有谋生职业,有充分的精力投放到振兴京剧的事业中去,这种驱动力是对京剧的爱好,这是无形的社会正能量。换句话说,就是今天的票友还肩负着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。